每个人都应及时地把爱情交付生活，这样，爱情才能完成它与人生的完善衔接，使它转化为幸福和激励奋进的力量……

(资料图)

我们在灾难里自己感动自己

故事先从这里开始：1982年大学毕业后，我一直在一家杂志社任职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。

那是1987年的冬天，我去北京改稿，由于作品太长一位朋友帮我找了一位抄稿的女孩，她就是二妹，北大法律系一年级学生，重庆女孩，18岁，比我小11岁。

我性格中有点大男人的霸道劲，对文学也有点研究，爱思考社会问题，并且健谈；而二妹性格孤傲，心性很高，长着一对善解人意的眼睛。一个渴望观众，一个渴望慧眼，可以想像，我们俩碰到一起会发生什么。

事情果然按照我的预感发生：二妹专注的眼睛，给了我连绵不断的说话激情。每当二妹抄完稿后，总是不急于返校，喜欢听我兴致勃勃地胡侃。从她的眼神里，我发现她能听懂，并且她懂得欣赏我这种男子内在的风采。

有一天二妹十分冷静地问我：“听说你有很多女人。”我如实回答：“是的。”我知道我北京的朋友对她讲了我的故事：刚离婚几个月，有过多次深度恋情，且轰轰烈烈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并不是什么好事，但这对于想要在女孩面前展示自己的男人来说，往往是一种资本。于是我讲了我与我们杂志社一位女编辑爱得死去活来，甚至不怕被社领导给我穿小鞋的故事。我没想到，听得入神的二妹突然对我说：“童哥哥，我一直渴望遇到一位既有智慧又有血性还有情义的男人，这男人就是你。”

二妹的眼睛热辣辣地望着我。我愣了：我没想到自己的桃色事件，竟然能让一位女孩心动，这是一位多么纯真而需要保护的女孩啊！于是一刹那间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。我将她拉到身边，慎重地对她说：“你想不想嫁给我？”二妹没犹豫：“想，想……”“可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只想在文学上做点事，但现在……”二妹打断我的话，她坚定地对我说：“不，你还有我，我给你抄过稿，也听了你的故事，你文如其人，你一直是我眼中的大师，就是将来谁也不承认你，你也是大师。我听得激动不已，“想不到18岁的你就能成我的蒲儿帖（成吉思汗之妻，助他成大业的女人）”。

我们互相真诚地赞美，我们泪眼相对。我们握住对方的手再也不愿松开，就在此时，我们许下了自己的誓言：“生生死死三千年，死去活来一辈子。”

两个相爱的人往往都忘乎所以，工作与生活责任在心中皆为俗物。回到太原后，我一心想见二妹，只要二妹一声召唤，我拿个马扎就奔上火车，有座就坐，没座便在车厢里随便找个地方将马扎一放，坐上去眼睛还没泛困就到了北京；而二妹的花招不断，三天两头哭哭啼啼打电话说她病了，但我一赶到北大她的宿舍，她和她同宿舍的同学却乐得开怀大笑。

可以说，她读书的那4年，我的几十元钱工资、一点微薄稿费，以及她每个月那80元钱生活费，几乎都交给了铁路。但我们没有想到灾难正在到来。因为我与那位女编辑的故事，单位某些领导总算找到了“修理”我的机会。

1988年8月，二妹在太原度暑假，一天凌晨1点左右，我与二妹从朋友处聊天刚归来，几个便衣警察便把我的家门敲开，把我“请”到了管辖区的公安分局，说是随便聊聊就让我回来，但6天之后我才回家。

我记得当时我住的是那个拘留所的行政院，在里边我只是急得发疯。我忍受不了那种环境对我尊严的糟践，担心迟迟出不了那道铁门，但我更担心的是二妹，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会被人欺负。

而二妹，像警察一样，每天“上午8点上班，晚上6点下班。事后据警察说，她当时一来就坐在拘留所院子的台阶上，没完没了地与岗楼里的武警战士说话。“你们站在岗楼里累不累？”“我是学法律的，将来要分配到你们公安局当局长。童言无忌。小姑娘，你老实地坐在那儿好不好？你总与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连班都值不成。”而这时二妹说，“我不与你说话，他在里边怎么能听到我的声音？”二妹说着说着就哇哇恸哭，整个拘留所静极了，似乎都在分担二妹的悲伤。

那6天，我时常还能接到二妹甩过高墙的纸叠小飞机，那上边写着“生生死死三千年，死去活来一辈子”。

二妹感动了认识我的所有的人。我提前一天被领导接出拘留所。回到家里，二妹她一见我就扑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“哥哥，任何人都别想让我离开，我一直在擦地，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人。”而我再没说一句话，我只是抱紧二妹，感受她颤抖的身体和缠绵的爱意，同时以这种方式告诉送我回家的领导--世界上就有这样不怕万难的爱情。

事后听一些当事人说，单位让警察抓我进拘留所，只是为进一步处理我制造依据，或者以“诱奸未成年少女”为名将我绳之以法，或者以“此人有前科”将我除名。但二妹面对我们单位那几位苦口婆心向她讲明“我的为人”的领导，竟无动于衷。

领导接我出了拘留所的第二天，单位一位最重要的领导把我叫去，告诉我如果继续与二妹来往，单位就将我除名。而我，听了这话，哼着小曲就出了门，二妹正在门口等我，我搂着二妹就走了。

为了相守，我陪她度过了4年大学时光

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。不过，单位从此每月只给我发25元钱的工资，后来干脆就不发了。当我再到北大时，困难就来了。首先是没有住处，一到晚上，二妹就发愁，她站在校园，像一个小媳妇东张西望，看是否能碰见一位认识的男生好给我找张暂时空着的床，让我睡觉。我们就像一对过了百年的夫妻，依偎着站在那儿为基本的生活条件发愁。这时总是她的班长，一个因为体育特长被特招进校的大后生，满脸堆笑地走来，他好像是一位专门等待着请人吃饭并助人为乐的人，请我去他那儿住，但二妹对他从来很冷淡，并且对我说：“那个人很死皮，班里哪个女孩都追，没人理他。”

后来，怕太打扰别人，我们买了一张绿色的行军吊床，只要气候允许且不是她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吊床挂在隐蔽的树丛中，两人身体一团便睡进去。

接着是吃饭问题，我们没钱，每一顿从食堂打饭。二妹希望我能吃得好一点，就尽量给我打一份肉菜，而她呢，只吃一点点。不到半个月，我的那点钱和她的80元钱就花完了，她就开始想办法骗家里人寄钱，如果家里的钱迟寄一天，我们就将断粮。那时我一筹莫展，准确地说，我根本没有生存意识。我只是与二妹时刻粘在一起。

但另外的事我却绞尽脑汁，并兴致勃勃：比如给她开文学书单，谈论艺术和学术问题，拜会京都学术界名人，参加朋友召开的学术会议等等。这些活动无疑使我们受益匪浅，但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女孩腻在这些事情里，我现在一想起就汗颜。可以说，我陪伴二妹读大学的那四年，二妹几乎没参加过班里和学校的任何活动，她基本是在我的行为影响下完成“大学成长”的，而我在她对我夸张的解读中，日益觉得自己非凡，早把工作与生活弃之如履。我们根本不去感受外界鲜活的变化，我们不屑。我们相守相望四年，两人越来越像。

面对世界，我们曾经觉得两人的结合坚不可摧，可事实上我们的关系却很脆弱，因为我们内心很虚弱。我们常常吵架，为的只是不满对方对自己不上档次的评价，比如在人格、魅力、才能上，若谁稍有不慎将对方说得低于他人，对抗就会爆发，她用犀利语言解剖我，而我则大打出手。有一次我竟把她打倒在北大的雪地上，几乎使她闭气，而爱一次一次弥合了两人的心灵之伤。

我们就这样宣判了“三千年的神话”死刑

1991年秋，二妹从北大毕业，由于我在太原工作，她放弃了留京的机会，跟我回到太原。有意思的是，两人最终的结合竟帮助我恢复了正常工作，而她也在一家省报副刊部上班。

穷惯了的两个人都挣上了钱，那是什么心情？除了衣食，我们每个月都要用节省下的钱买点家具，渐渐地，我的两室一厅总算有了家的样子。

但是，我发现，这一切并没有给二妹带来什么愉悦，相反，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发愣。问什么原因，她总是含糊其辞地说一些琐碎的原因。但我能感到，她在后悔当时没有痛快地度过大学四年，更后悔来到太原。其实这时，我已从中感到，她这种情绪已是在对我的价值予以否定。

大概从那时起，我们已经心照不宣地开始转移相处的支撑点，这就是文学。我们都把文学说得很神圣，并用文学的神圣来代替爱情的神圣。毕竟文学是我最向往的事情，它还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激情，而为了使她在太原这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城市感到一种崇高与档次，我便极力夸奖她的文学潜能，并想尽一切办法将她拉入文坛。果然，不久她便像在北京一样愉快了起来。

自从我们联手杀进文坛，作品很快都受到关注，所以我们在文坛内外，成为了一对很传奇、很有质量的夫妻。这当然使我们很满足，但它更使我们轻视生活，甚至是那个来之不易的家庭。我们仍像恋人一样携手出入，不过，我们改变了离群索居的状态，而是频繁地与人接触。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文学活动，如此这般，我们是在寻找赞美，预支成功之后的风采和荣誉。我们没有想到美妙之中也有陷阱。

1994年我们都没有发表多少作品，但这一年我们两人在当地文坛都显得有点重要。作协一些头面人物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我们，作协两个刊物有什么新想法，也会找我们说说，文坛一些聚会也少不了我们参加。不管是出于真诚还是戏语，我与二妹可没少受到恭维，甚至一些人因为我们俩的作品谁好谁坏，常常能吵起来。

起初，我们觉得这种现状是在显示我们重要。但很快，我们开始把别人因我们争吵的话题拿回家里来吵。文学的矛盾暴露了我和她，其实我们双方都变得更爱自己，而双方只是各自的一面完成自恋的镜子。

这面镜子被彼此打破后，我们再不想赞美和关心对方，我们开始都将交谈和倾诉的对象转移到更能理解自己的异性身上。好像一切都有魔力牵引：我们俩领着各自的异性挚友，总是在一些场合惊诧地相遇。尴尬只是一霎时的事，很快我们都会表示出对对方的冷漠，和对新人的亲昵，以致很多人至今仍认为，我俩的婚变只是两人移情别恋的故事。

1994年冬天过去了。在那个寒冷的年关，我们都觉出感情冷战方式的无力，我们必须以公开的方式向对方宣泄愤怒。我们抛下家，过起各自寻找只属于各自的朋友、到饭店吃饭、并在朋友家睡觉的流浪日子。有时候心里憋得慌，就打电话把对方叫回来，互相挖苦一阵，打闹一阵完事。有一天我打电话把她叫回来，她回来后看到我身边坐着一位女孩，她气坏了。“你这样做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而我只是冷笑着看着她，她仍在那儿以最尖刻的语言辱骂着我，我终于吼出两个字：“你滚！”

第二天，我回到家里，看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二妹在上边写道：“这是我们像燕子衔泥一样建造的一个家，可这会儿我看见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寒冷，我觉得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。”而这时，她手上攥着回娘家重庆的飞机票，正蹲在院里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等我，她以为我会像过去一样发疯似的追出去将她找回。可是，爱情这次没起作用，当时我只需要酒。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黑着脸打电话约来女友，而二妹在角落里看到的不是急疯了的我，而是一个女人从她眼皮底下扬长而过。

这一天，我和她在对方心中都彻底死了。杀死我们的是功名之心，而所谓的第三者，就像剑，只是在双方流血的心口添加了最后一刺。而就在这天，我深深懂得，若把爱情当做美丽的种子播于天空中，它只能像彩虹般稍纵即逝；而只有将它根植于生活，才有生命的力量。

我依然信奉爱情

1995年3月中旬，二妹请了位律师帮她离婚。那位律师就是她大学的班长。离婚后第二天清早她就跟着她的班长去了南方。据说她本来还想回来，但她的班长每天好吃好喝地待她，陪她玩耍，哄她开心，给她以经济资助，就是当年那个她连正眼都不想瞧的班长成了她的依靠，两年后他们结婚了。据说，二妹从此不再谈精神和爱情问题，而改为信奉“一个男人最可贵的是有恒久的耐心。”

而我依然信奉爱情的存在，即使它自私、虚弱、易变而易逝。我仍坚信它对人生的意义。它本来就是让人过一下瘾的东西，但这个瘾不过，谁的人生都不完整。只不过，过了瘾之后是现实生活，因此，每个人都应及时地把爱情交付生活，这样，爱情才能完成它与人生的完美衔接，使它转化成幸福和激励奋进的能量。

1995年初夏，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当时，我现在的妻刚从日本修完学业回到太原，在此之前我只是与她通过几次长途电话，帮她办过一点小事，也就是说还不认识她。可能出于感激，她一回来首先来看我，由于当时家里朋友很多，我俩没有机会说话，于是她就把我所有脏兮兮的衣服归拢起来，洗得干干净净。她走后，朋友们都说她很像个妻子，后来她真成了我的妻子。

当时，任何人走进我家，都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刚离婚的家，而且那个家的男女主人，曾经爱得惊天动地：因为我乱糟糟的家里，到处都是我与二妹亲热的照片，和一些恋人之间才会购买的小东西，而看不到生活的迹象。可以想象，我现在的妻子走进这样一个“别人的爱情神话”里，对她是多大的折磨和挑战。

不过，她还是挺过来了，并且用生活的力量战胜了神话。进而，她渐渐能像普通倾听者那样，听我讲述我与前妻的故事。她比二妹更年轻更漂亮，有理由享受更疯狂的激情，但她说，“你属于那种仅凭这些根本无法打动的男人，而爱情别人都给过你了，我也不讨那个没趣，所以我只想在这个家里该怎么做。这时我就说，“当一个人不再说爱，那才真正懂得了情感。”

所以，我庆幸我与现在的妻子的结合，我们没说过让彼此耳热的话，但谁离开谁，家庭的生活质量都会下降。与恋人不同，我们彼此不是时刻从对方感受自己，而是考虑配合。我们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感觉，而是两人的联系：尽管它不像爱情火一般炽热，但这种情义，宛如涓涓溪流，至死不休。#夏日生活打卡季#